該現象對我國經濟產生了多種負面影響。一方面，人民幣“對內貶值”，居高不下的通脹率不僅消減了民眾的實際收入，同時還造成了國內財富的再分配效應。一般而言，高通脹對于政府和企業(yè)利潤更為有利，而對工人工資不利，因此通脹加劇了收入不平等現象。另一方面，人民幣“對外升值”，嚴重侵蝕了我國企業(yè)的國際競爭力，出口受到抑制。在人民幣“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的背景下，出口企業(yè)面臨雙重壓力，一方面，名義匯率的升值直接降低了出口的競爭力，使出口的數量下降，另一方面，國內的通脹導致出口企業(yè)的人工和原材料成本普遍上漲，進一步壓縮了出口的利潤。這也是近年來我國出口增幅逐步放緩的重要原因。自2012年以來，我國出口年增長率從之前的20%以上下降到8%以下，在2014年前5個月甚至出現了負增長(-2.7%)。在東南沿海地區(qū)，受人民幣匯率升值，國內成本上漲及融資成本飆升等因素綜合影響，很多民營出口型企業(yè)陷入困境，在局部地區(qū)甚至出現了倒閉潮，實體經濟萎靡不振，就業(yè)形勢嚴峻。
人民幣為什么會出現“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的現象?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國特殊的外匯管理體制以及由此產生的高額外匯儲備。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出口的快速增長和外商投資的大量涌入，我國的國際收支一直保持經常和資本賬戶雙順差的格局，外匯儲備逐年積累，截至今年3月底，我國外匯儲備高達3.95萬億美元，穩(wěn)居世界第一位，占全球外匯儲備的1/3。不斷攀升的外匯儲備誘發(fā)了人民幣幣值被低估的判斷，在外匯市場上形成了升值預期，并在實際上導致了人民幣“對外升值”。另外，近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構成了我國央行的最主要資產，占其總資產80%以上。根據資產負債平衡原則，對應每一美元的外匯儲備(資產)，央行必須發(fā)行6元多人民幣(負債)，因此，經簡單計算由于高企的外匯儲備，央行被動增發(fā)了超過24萬億元的基礎貨幣，再考慮到銀行系統(tǒng)的貨幣創(chuàng)制的乘數機制(我國貨幣乘數大約為4倍左右)，最終貨幣發(fā)行量(M2)的增加量可高達96萬億元以上，占到了今年五月末總貨幣余額118.23萬億元中的81%。因此，巨額的外匯儲備導致國內人民幣超發(fā)，是國內通貨膨脹和人民幣“對內貶值”的最主要原因。
由此可見，巨額的外匯儲備是造成人民幣“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的直接原因。但是根據市場經濟規(guī)律，從長遠看，一國貨幣的匯率應該反映其真實購買力，換言之，“對內貶值”最終也將會導致“對外貶值”。為什么當前人民幣對內貶值對外卻不斷升值呢?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國當前的外匯管理體制。“對內貶值”是由國內貨幣超發(fā)這個客觀經濟事實決定的，然而人民幣“對外升值”卻建立在一個錯誤的假設前提下，即人民幣匯率是由自由市場決定的。在一個開放自由的匯兌市場，一國外匯儲備的增加將會使本幣升值。但是我國外匯儲備的不斷積累不完全是市場力量作用的結果，因此不能據此得出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判斷。的確，在外匯供給方，由于外貿順差和外資流入在我國外匯市場上外匯供給不斷增加，但是，在外匯需求方面，我國仍然實施嚴格的外匯管制手段和外匯強制結算制度，創(chuàng)匯企業(yè)留存外匯及企業(yè)和個人的用匯受到定額限制，外匯需求被人為抑制。
綜上所述，當前人民幣“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的現象是特殊的外匯管理制度，導致外匯儲備高企而產生的，并非市場規(guī)律作用的結果。短期內人民幣仍可能“對外升值”，但這是在一個錯誤的假設前提下形成的錯誤預期。黨的十八大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加快人民幣匯率市場化進程，這將從根本上解決人民幣“對外升值，對內貶值”這一矛盾，人民幣對內和對外價值將逐步趨近。因此，隨著匯率市場化進程，人民幣匯率很可能出現貶值的長期趨勢，這將有利于提振我國出口，增強我國的國際競爭力。企業(yè)和個人，尤其是出口型企業(yè)可以根據我國匯率改革進程，適當增持外匯，以滿足進出口和拓展海外業(yè)務需求，同時降低匯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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